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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自强不息”作为古今常用的名言警句之一，集中体现了《周易》所推崇的人格品质和精神风貌，传诵久远，影响至今。千百年来，“自强不息”不仅为历代学者所重，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恪守的精神信条，并不断展现出与时俱进的重大意义。本文拟依循易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围绕“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揭示《周易》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期有助于更好地深化和拓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周易》中的文本语境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乾卦·象传》（《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周易》首卦，《乾卦》在《易传》（“十翼”）的话语体系当中象征天道，即《彖传》所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清代王引之曾引用《尔雅》《国语》的语例解说“天行”，所谓“古人谓天道为天行也”。天道运行化生万物的过程，被《易传》概括为“健”。健，刚健也。以“健”来描述天道，屡见《易传》之中。如《系辞下传》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说卦传》：“乾，健也。”均是以“健”来描述天道运行之法，所以解释《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的《大象传》也总结为“天行健”。可见，天道运行刚健有为是《易传》对天道的总体认识和根本看法。

《周易》常常推天道以明人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故《大象传》言天道运行刚健有为之后紧随“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在先秦古语中，“健”与“强”意近可通。如《战国策·秦策二》：“楚客来使者多健。”高诱注：“健者，强也。”由是言人道之“自强”就与言天道之“健”形成了彼此呼应。《大象传》用“以”字联结“天行健”与“自强不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贯通天人的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言天道永远处于周流不息、运转生化的过程中，因此君子也应该效法天道的刚健品格，发奋拼搏，积极进取，使有限的生命永不懈怠，获得永恒价值。可见，《乾卦·象传》中的“自强不息”实际上蕴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强调人应当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其次，追求“日新”和“不息”，要求人们在进取的过程中时刻激励自己永不懈怠，不断推陈出新。除《乾卦》外，《大畜卦·彖传》亦言：“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系辞上传》则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可见，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周易》中是一以贯之的。

应该说，从《周易·乾卦·象传》文字本身来看，“自强不息”最初是以天道来比喻人道，推明人事，要求君子效法天道，强健有为，体现了《周易》天人合一的思想基调。就人事本身而言，个体自身的强健有为、持之以恒，也符合仁人志士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期许。于是，“自强不息”精神在此后千百年中始终得到人们的传承、传扬，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融通与发展：先秦诸子与“自强不息”

众所周知，《易传》的成书过程相当复杂，并非成于一人或一家之手，亦非成于一时。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易传》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众多治《易》学者渐次完成的。而当时正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易传》在诞生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诸子百家各种思想学说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融通。因此，《周易》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也藉由各家各派独特的话语体系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生命活力，各家各派的学者在或隐或显、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自强不息”精神。

《周易》经传与孔子和儒家关系密切。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仲尼弟子列传》中亦有商瞿等人传《易》的记载。班固《汉书》中的《儒林传》《艺文志》也有类似记述。汉唐时期的学者大都直接认定孔子作《易传》，“自强不息”自然也就是孔子之言了。但结合宋代欧阳修以来的相关考辨来看，确实又难以直接将“自强不息”一语的著作权归于孔子。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易传》中蕴涵的丰富哲理，确实与孔子和儒家倡导的价值理想有更多契合或相通之处。今本《论语》未见“自强不息”之语，但由其中多处文字可见对该精神内涵的具体诠释。比如，孔子在论说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仁”时，指出“刚、毅、木、讷近仁”，这正合于《乾卦》所体现的天道之“健”、人道之“强”，表现出《易传》与儒家学派在核心思想层面上的相互融通。在治学方面，孔子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明其志趣之所在，强调治学之要不仅在于发愤进取，还应持之以恒，不可倦怠，从一个侧面对“自强不息”精神作了进一步具体诠释。

由于孔子的言传身教，孔门后学和儒家学派一直秉持与“自强不息”相一致的精神品格。如《中庸》有言：“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应当做到不论国家是否有道，都能秉持初心，至死不渝，才是真正的“强者”。孟子主张人无论在任何处境下都不应失去本心，并举舜、傅说、管仲、孙叔敖等人之例，称赞他们面对逆境能够“动心忍性”。他还充分肯定“大丈夫”精神，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主张：“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不论顺从或是刚强时，都要不卑不亢，可谓“自强”；同时还能“笃志而体”，笃行道德修养的规定，可谓“不息”。不难看出，儒家对君子人格的规定、规范与“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儒家，其他诸家与《易传》的成书也都存在某种关联，甚至对《易传》成书有所影响。就“自强不息”而言，虽未发现他们有明确的相同表述或直接诠释，但与其相近的思想理念或价值取向在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家那里也并不鲜见。例如，老子尽管一再强调“柔弱胜刚强”，其主旨思想也侧重于“守静”和“无为”，但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有所“为”、有所进取，《老子》第三十三章所谓“强行者有志”即是显证。庄子虽以法天贵真、豁达逍遥见称，但同样亦有“图南”之志。惟其如此，班固《汉书·艺文志》有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墨家主张“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也是敦促人们知晓锐意进取则“日强”，安于嗜欲则会日渐苟且。法家强调事功进取，其中对君王治术也多有涉及：“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这是要求君王以各种手段激励臣下，从而达到长治久安。兵家关注军争，军事力量的强弱又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因而兵家自然也就少不了阐释“自强”的话语。例如，《孙子·九地》言“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将领应该果断决策，背水一战，从而激励、激发官兵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的勇气和决心。

可以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为《周易》中“自强不息”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诠释奠定了基调。在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通常被诠释成个人处世坚忍不拔、迎难而上的思想品格，《周易》中“法天则地”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个人品格层面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突出，而这又进一步凸显了西周以来“人文精神的悦动”，凸显了从敬重天命到关注人事的历史转变。

三、解经与践行：汉唐经学与“自强不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下令焚烧天下“无用”之书。但在此过程中，秦始皇却对《周易》网开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周易》具有卜筮之书的性质，而不在所焚“《诗》《书》、百家语”之列，但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周易》的思想内涵不仅有助于秦始皇治国理政，同时也与其政治性格颇为契合，“自强不息”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贾谊《过秦论》提及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云云，也体现了秦始皇孜孜不倦、奋励威猛、建立功业的开拓精神。此外，秦始皇还将这种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之中，史载当时“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有学者据此做过估算，认为秦始皇每日批阅公文的总字数高达三十余万字。可见秦始皇虽贵为皇帝，但仍事必躬亲，从不懈怠。我们认为，这正是秦始皇将《周易》“自强不息”精神融入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写照。

时至汉代，在经历了一段黄老治国、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重新振作起汉家天子的威严，在思想方面重用董仲舒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官学。而此时的儒学在经历了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之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阴阳、五行等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天人感应”学说亦大行其道。受其影响，易学的象数色彩逐渐凸显，“自强不息”开始与天人感应结合起来。如东汉名臣黄琼在劝谏汉顺帝行籍田礼时便以此说理：

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当时时令错逆，黄琼劝顺帝行籍田礼以解之，试图以人事顺应天时，消除气候异常造成的不利影响。再如张衡撰《思玄赋》，提及自己在遭遇困境时曾犹豫不决，后来通过占卜得到了“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峣峥”的启示。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两汉时期象数易学影响下，人们对“自强不息”的理解方式。

至于汉代经师如何理解《周易》的“自强不息”，由于史料阙如，大都不得而知，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自强不息”的注解者是东汉末年的虞翻。他说：

“君子”谓三，乾健故“强”。天一日一夜过周一度，故“自强不息”。

“三”指“三才”中的人道，“天一日一夜过周一度”指当时人对天象的认识，将一年分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阳“日行一度”即一天。显而易见，虞翻的注解依然遵循了汉代象数易学的路数，以天人关系的视角，认为君子应当效法天道刚健不怠、太阳运动不息的精神，如此才能体现天道之乾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乾卦·象传》原本思路的延续和传承。

随着三国魏王弼解《易》“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从“天人感应”角度来理解“自强不息”的诠释方法逐渐式微。尽管王弼对“自强不息”没有专门的注解，但从此后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自强不息”常常被用来鼓励人们刻苦学习，勤于政事。早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已经开始将“自强不息”与勤奋学习联系在一起。他在《中论·治学》中说：

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

可见，徐幹认为“立志”是治学的出发点，立志之后勤于治学则是“自强不息”的具体表现。到了晋朝，“自强不息”开始与勤政联系在一起。如潘岳在赴任长安令途中作赋明志，其中便以“励疲钝以临朝，勖自强而不息”自励。易学家干宝则以圣贤好学、勤政的事迹来综合解释“自强不息”，指出：“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另外，在论述具体人物事迹时，亦体现了“自强不息”与勤奋态度之间的关系。例如，《世说新语·政事》记述东晋名臣陶侃为官“勤于事”，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谓陶侃“勤而整，自强不息”。由此可见，“自强不息”已经逐渐被赋予了经文之外的现实人生方面的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割据政权林立，政局动荡不安，但同时也造就了思想文化上的开放与多元，文人对于“自强不息”的诠释亦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如刘孝标撰《辩命论》，其中有言：“且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如使仁而无报，奚为修善立名乎？”此文虽颇多天命论、宿命论的色彩，但作者还是鼓励人们在道德修养方面“自强不息”，行仁义之事从而获得善报、福报。不过，在大部分语境下，“自强不息”还是“勤奋”的代名词，故而唐代白居易在编纂《白氏六帖事类集》时，将匡衡“凿壁偷光”、倪宽“带经而锄”等事例收入“自强”条目之中。此举无疑是对“自强不息”精神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在官方学术方面，孔颖达赓续王弼以来义理派的思路，将三国魏王弼注与晋韩康伯注合为完整的《周易注》，并详加疏解，撰成《周易正义》，其中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了系统解释：

“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

孔颖达以天体运行比附天道刚健的说法，指出人们应当以此卦象勉励自己，“不有止息”。此说融会了两汉以来象数、义理两派的解释思路，重申《易传》“法象天地”“拟诸形容”的思维模式，将天地之道贯穿在人事当中。这种解释方法也奠定了后世对“自强不息”的诠释基调。

此外，唐代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重要时期，《周易》的学术地位及文本特性使其成为各家各派相互融合的媒介。唐末杜光庭融汇儒道，推崇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并对其进行疏解，在解释“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时说：“天之清也，积气于上，体乎纯阳，运动不息，刚健而文明，故次于道也。”明显是化用“自强不息”在天道层面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涵。

当时的佛教经典中亦屡见以“自强不息”解经的例子。如清凉澄观在《华严大疏钞》中以“自强不息”解释“希有勇健”：“谓乾者刚健之象，君子当法天刚健，故自强进德不休息也。今借用之明佛勇猛，自励策修练磨其心，得成正觉为勇健耳。”还有释智脱言：“见身有疾，自强不息，犹事法筵。”这些均是以“自强不息”来阐释、说明勤修佛法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周易》“自强不息”的思想内涵在进一步扩大、扩展。

汉唐时期是儒学官学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儒家经典已经居于独尊地位，《周易》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重视和广泛传播。“自强不息”作为其中重要的思想话语，也开始被人们屡屡引述或注释，成为不少学者、官吏自勉自励的座右铭。“自强不息”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教合一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四、“人事”与“天理”：宋明学风与“自强不息”

陈寅恪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与中国文化的演进同步，易学研究和传播到了宋代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象数派和义理派均有较大的发展。官学层面，唐代孔颖达对“自强不息”的理解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在疑经变古思潮的影响下，民间各家学者异说纷呈，对“自强不息”的解释也表现出众流奔腾之态势。在此影响下，欧阳修指出，对于“自强不息”的解释，“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他认为圣人取乾象为天，“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易学上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学术倾向。北宋中后期，随着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病逐渐暴露，庆历新政以来士大夫除弊革新的诉求愈加强烈，到熙宁年间更促成了重大的变法运动。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政治家在思想层面上亦反映出注重人事的倾向。例如，王安石说“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司马光言“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也”，苏轼亦曰“君子庄敬曰强”。上述三人在政治立场上分属三派，政见不同，但就思想倾向而言，他们都是在谋求政治上革故鼎新，学术上轻天重人，而这些又与与“自强不息”精神相契合。

作为熙宁变法中保守力量的重要代表，程颢、程颐兄弟虽然在北宋政坛不甚得意，但由他们开创的理学却成为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故而理学一脉对“自强不息”的诠释值得重视。程颐说：

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见天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虽然程颐此处亦讲天道运行，但与汉唐以来偏向自然法则的天道大不相同。在他看来，天道“覆育”万物体现出了生物之“德”，君子修德应当“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及至南宋，朱熹继承、赓续了这一思想，其《周易本义》曰：“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朱熹在继承孔颖达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程颐之学，以天道运行不息为“天德之刚”，将“自强不息”上升到了不能被“人欲”所影响的“天理”层面。可见，朱熹之说是对以往“自强不息”理论的进一步总结。在朱子学被定为正统官学之后，这一解释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明代，来知德承袭了朱熹之说，并作了进一步阐发：

自强者，一念一事莫非天德之刚也。息者，间以人欲也。天理周流，人欲退听，故自强不息。若少有一毫阴柔之私以间之，则息矣。 “强”与“息”反，如“公”与“私”反。自强不息，犹云至公无私。

他认为，“自强”之刚体现了天理周流不怠、至大至公，如果有一丝人欲掺杂其间，就做不到“不息”，而人欲中的自私自利就会凸显。可见以“理”解《易》影响之深远。当然，来知德将“自强不息”与至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另外，宋明心学一脉走上了以“心”解《易》的理路，杨简认为：

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仿之于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发愤忘食，学而不厌，孔子非取之外也，发愤乃孔子自发愤，学乃孔子自学，忘食不厌，即孔子之自强不息。

在“天人未始不一”的前提下，“自强不息”并非人法天之刚健而行，而是天道在人心当中的流露，这是心学一脉的解释方法，也与明末高僧智旭总结的“六十四卦《大象传》，皆是约观心释”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清代四库馆臣评价道：“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从中可见心学与佛学之间的相互会通和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士大夫“得君行道”意识逐渐强化，“自强不息”精神在延续汉唐以来治学、勤政的意义之外，又衍生出资政帝王的现实意义。如熙宁三年，李常上奏宋神宗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王者之事也。”以史证《易》的代表人物杨万里在上书宋孝宗时，列举周文王和唐太宗之例，激励君主“自强不息”“勤而抚民”。再如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宋金交战中南宋略占优势，宋高宗赵构却因犹豫而逡巡不前，侍御史张震进言：“愿陛下体《乾》之健，自强不息。讲内治之策，急内修之政。”劝谏高宗措意军政，有所进取。诸如此类之言，屡见于明初所编《历代名臣奏议》。该书所收奏议，上起商周，下至宋元，而其中出现“自强不息”的奏议大都集中在两宋之际。

总之，作为中国易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宋明时期各家对“自强不息”的诠释出现了新的面貌和趋向。受时局影响，士大夫对“自强不息”的认识更重人事，而另一方面，理学士大夫则进一步改造汉唐以来的儒家天道观，通过“天理”解释“自强不息”，奠定了后世解《易》的主流思路。此外，心学一脉异军突起，杨简通过“天人一体”的思想，使得“自强不息”成为人本心的流露，为儒家与佛教的进一步融合、会通打开了易学层面的重要窗口。

五、经世与图存：清代以降对“自强不息”理解的转变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化思潮的演变，清代各个时期的学术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王国维曾总结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易学的发展也大致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明清之际，王夫之继承程朱以“天理”言易的大气象，认为“君子以此至刚不柔之道，自克己私，尽体天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造圣德之纯也”。同时，他强调“自强”与“强人”之间应该有所区分，指出：“强者之强，强人者也；君子之强，自强者也。强人则竞，自强则纯。”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船山之学“经世致用”的主旨。

乾嘉之际，汉学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而此时的宋学却以其空谈、空疏而遭到汉学家的猛烈批判，一度有式微之势。汉学家在对“自强不息”的解释上，将以《庸》释《易》、《庸》《易》结合的做法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惠栋以《中庸》“子路问强”章释“自强不息”，在《周易述》中自注曰：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而强，即自强也。《易》备三才，至诚无息，所以参天地与。

自疏云：

引《中庸》者，证自强之合于中和也。子路问强，夫子反诘之曰：抑而强与？而，女也。因告之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是强有中和之义。君子法天之健，合于中和，即至诚之无息也。故又取三才之说以申之。

基于此，惠栋引而伸之，为“自强”赋予了“中和”之义，认为君子法天道运行之刚健，使言行合于中和之道，即至诚无息，才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调《易》《庸》密切关系的学术传统又被晚近以来的学者进一步发挥。如唐文治说：“《中庸》其准《周易》而作乎！”熊十力认为“《中庸》本演《易》之书。”杨向奎则强调《中庸》完全可以纳入《易传》的行列而变作“十一翼”。

道咸以降，清朝统治开始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于内亦是民怨沸腾，于外列强环伺。这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无法有力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此种情况，一些传统官僚学者为维系王朝统治，强调变革迫在眉睫，于是洋务派、维新派相继应运而生。其中，洋务派较早提出“自强”的口号，主张积极进取，通过“师夷之长技”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冯桂芬就曾说过：“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自强”一语还屡见于洋务派重要人物的奏章文字之中，如奕䜣明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则指出，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处，我皆有之”。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从经世致用角度对“自强”的解读。

然而，洋务运动并未使清朝真正实现“中兴”，走向富强，于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呼吁进行制度、思想等方面的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公车上书”后走上历史舞台。其实，康有为的自强思想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早有反映。例如，在注解《中庸》“子路问强”章时，他就曾引述《周易》“自强不息”之语，指出：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若隐居求志，行义达道；穷达一辙，不以曲学阿世；遭乱际变，守节奉义；生死一致，不以患难易操。凡四者，皆大勇也，非血气所能。孔子体之以教子路，为《中庸》之强。

康有为认为，“自强不息”之“强”与《中庸》之“强”意涵相同，居中履正，旁行不流，皆为人道自立之德。由其中“遭乱际变，守节奉义”一句不难看出明显的时代痕迹和个人志向。此外，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康有为还说：

然则天道无知，惟佑强者。《易》首系《乾》，以自强不息；《洪范》六极，弱居极下。盖强弱势也，虽圣人亦有不能不奉者欤！然则惟有自强而已。

在这里，康有为明确提出了“自强”的重要性，认为上天不佑弱者，只有自强，才能改变中国的衰弱局面。这里“天道无知，惟佑强者”的表述，应该也是受到了当时西方盛行的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的某种影响。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的“自强”，与洋务派强调国家层面有所不同。维新派的“自强”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主要强调个体精神上的觉醒，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谭嗣同就曾指出：“中国谋自强，益不容缓矣。名之曰‘自强’，则其责在己而不在人……合并其心力，专求自强于一己。”谭嗣同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国民人人当先自强，人人自强则中国自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提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表达的意思也相同。后来，梁启超还把“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作为衡量是否是君子的首要标准。

随着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的相继失败，救亡图存的重任落在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身上。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孙中山“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精神风貌，正是“自强不息”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非常看重自强和独立，指出：“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 这种吃苦耐劳、自立自强的思想理念和人格精神，为他后来的思想升华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而“自强不息”精神无疑就包括在其中。

六、结语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最为广泛的传播史，地位特殊。被儒家学者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于儒学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同时，《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特点，更赋予它会通万有的气度，使它的传承、传播突破了家法、家派的藩篱，成为儒、道、佛各家共享的思想资源。此外，《周易》“卜筮之书”的特殊性质也使它打破了社会阶层的限制，从而在朝野上下广泛流传。因此，称《周易》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经典文本，应该毫不为过。

纵观古今，先秦时期人文精神跃动，诸子各家无不重视人事，因而将“自强不息”视作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汉唐时期，受到儒、道、佛等不同学说的影响，学者们对其阐释也逐渐趋于多样性、多元化。至宋明理学，则注重从“理”的角度加以诠释，这种诠释路径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于“自强不息”的理解。清代以降，关于“自强不息”的理解和诠释更是经历了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显而易见，正是得益于历代思潮特别是主流思潮的沾溉和影响，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和阐发，自强不息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构成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内容之一”。

日往月来，时移世易。“自强不息”尽管走过了千百年的演进历程，但其所承载的刚健有为、奋进不止的精神却历久弥新，始终感召和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在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从经典和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大义凛然，仗义疏财，慷慨赴死，不断谱写着正气歌，传递着正能量，高扬着主旋律。诚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张岂之先生也曾指出：“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到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道德模范等，同样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传承、发展着“自强不息”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周易》“自强不息”之语，强调“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性，指出：“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从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苦难辉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路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自强不息”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自强不息”的理解和诠释。在新时代，我们应当继续深入探讨、认真研究“自强不息”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和特点，从而有助于深化和拓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以“自强不息”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使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